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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剥夺学生的快乐，在于剥夺独立的思考，在于统一思想和统一世界观，因此，这似乎是一种战斗的需要而不是成长的需要。由于这种教育权力的高度垄断，受教育者必须抛弃自我个性和性情爱好，完全驯服在这种高度统一的框架之内，否则个人的世俗命运将因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此，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之下，所有的受教育者接受的已不是教育，而是精神折磨和心灵摧残，中国的学生成为全世界负担最沉重的学生。这种由国家高度垄断的教育的结果所形成的暴力教育使中国的社会丧失了创造，远远落后于整个西方世界。使我们引以骄傲的文化辉煌只是在历史的回忆中搜索。当市场经济的浪潮拍岸而来之时，教育的高度垄断才有所松动，但马上一种新的垄断又开始出现，由于自上而下的教育体制没有任何改变，教育便在一种市场化的借口之下又形成新的“暴利”。

如果说教育“暴力”时代剥夺的是受教育者的灵魂，那么在“暴利”时代对于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是对于灵魂和物质的双重盘剥。这就是自己用双腿驮着自己的灵魂去受审，去受驯、去接受改造。如果说教育的“暴力”有着明确的政治动机的话，在教育的“暴利”时代则有着隐秘的利益所在。因为利益所在，学生则更无快乐而言，学生的负担越重，施教者的利益越大。

学生越痛苦不堪，教育者越是快乐无比，因为教育者的快乐与学生的痛苦形成了一种新的供养关系。这方面也有不少觉醒的优秀教师在自己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给学生以快乐教育，比如四川光亚学校的范美忠先生不仅以自己的独立特行带给学生以思考，还带给他们学习和思考的快乐。

然而北大历史系的书记没有以范美忠毕业于此系为骄傲，反而以他的“跑跑事件”作为耻辱。其实这不是以范美忠为耻，而是以自由的、个性的、独特的思考为耻，反而以驯服、标准和奴性为荣。可见这样的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的北大，也不是胡适的北大，北大的校长正以自己是副部级待遇为荣。

而这种“光荣”正是建立在丢弃了伟大的批判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学术风范之上的，也难怪贺卫方先生只能拂袖而去了。可以说人的一生当中无论在那个年代都有着生命的独特价值。也就是说，童年的价值在于快乐和童真，除了没有饥饿之外，最大的价值应该是快乐和游戏。

少年时代的最大价值也便是飞扬的激情、烂熳的想象和自由的天地。青年时代最大的价值便是友谊、爱情和广泛的游历，以及大胆的反叛和创造。只有在这些最大的人生价值归位的情况下，童年才是童年、少年才是少年、青年才是真正的青年，这样的人生也才是幸福的。

然而，因为没有快乐教育，属于我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真正价值早已让位给了功利主义的魔鬼训练。虽然青少年的岁月早已遥遥远去，但我至今还经常在梦中因为数学考试而惊醒，经常因为青少年越来越沉重的书包而长叹不已。由于青少年的快乐被无情剥夺，只能使一些学生厌恶并痛恨学习，开始寻找其它的发展途径。

我的司机因为他的儿子厌恶上学就把他送到一建筑工地当了两天翻沙工，他满以为经历了如此繁重劳动的儿子会顿悟上学的快乐。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儿子说当翻沙工远比上学快乐多了，这里用不着考试啊。也许，这是整个青少年一代的某种信号，整个青少年一代如此压抑的东西已潜伏起来，或许准备择机集体爆发，可是我们并未能直面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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